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视自身建设，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深化认识。党报党刊是开展党建工作的重要载体，我们党历来重视发挥党报党刊的重要作用。1939年 10月 4日，毛泽东为即将创刊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撰写发刊词，围绕“我们今天要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一主题展开论述，成为他在抗战时期就党的建设问题撰写的一篇重要理论著作。
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革命形势，不难发现，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党的建设并亲自为《共产党人》撰写发刊词，是有多方面考虑的。
一是当时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调整其侵华策略，逐渐将日军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蒋介石集团将其主要注意力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各地的反共磨擦活动日趋严重。在这种极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巩固党的组织。
二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建设任务十分迫切。1938年 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党员数量大幅增加，但同时，党员成分和思想状况也复杂起来，对党的建设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毛泽东总结指出：“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
三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从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3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已经进行了 18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其间既有胜利，也有挫折。及时对积累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对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促进作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加之延安相对稳定的环境，使毛泽东能够全面回顾党的历史，“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
坚持问题导向，是毛泽东著作的一个显著特征。他曾说：“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这是毛泽东一直思考的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是毛泽东对党的建设问题的理论探索，其中蕴含的深刻的思维方法，对我们今天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作出过许多精彩的论述。抗战时期，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在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出版发行，列宁的《怎么办？》《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进一步，退两步》及斯大林的《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论列宁主义基础》等都是这一时期经常被用来阐释党的建设问题的重要文献。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并没有刻意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学说中引经据典，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而是把视角投向了中国自身，通过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去思考“怎样建设我们的党”。
（一）党的建设要结合中国革命历史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建设的理论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开展革命斗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但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愈发认识到，中国革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党所面临的斗争环境也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叙述的状况有很大不同。因此，如果只是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直接将苏共关于党的建设的经验照搬到中国共产党党内，机械地建设“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难以应对中国革命复杂局面的。中国共产党亟待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创新党的建设理论，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革命形势。
对此，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特别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对于历史，“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提出学习历史，从历史中寻找经验和方法，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是他运用历史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体现。
所谓历史思维，是指思考问题时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贯通起来，以达到总结历史规律、理性分析现实、探寻未来发展的目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就处处可见历史思维。在毛泽东看来，不能割裂历史看问题，“我们现在要建设这样一个党，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呢？解决这个问题，是同我们党的历史，是同我们党的十八年斗争史，不能分离的”，“十八年中，党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在这些伟大斗争中，锻炼了自己。他们经历过伟大的革命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革命失败”。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要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寻找解决党的建设问题的办法，是因为他从历史中看到了中国革命斗争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于苏联的特点，否认这种特点，机械地搬用别国经验，是不可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基于这些特点，推进党的建设，必须结合中国革命历史，全面看待党史上的胜利与失败，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明确党在不同阶段的历史使命和主要任务，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
此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运用历史思维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他对党领导开展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历程分别进行了历史回顾和梳理，按照党在不同时期的斗争对象和主要任务，对革命阶段进行了划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和今天的抗日战争的阶段”，并对每一个历史阶段，党的建设取得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不同阶段所表现的政治立场、态度进行了深入剖析，进而总结出中国革命的规律。
可以说，毛泽东注重把党的建设同中国革命历史相结合，为我们从中国自身实际出发推进党的建设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历史真实地记录着一个政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中国革命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在历史趋势的把握中明确方向、开拓未来。
（二）党的建设要结合中国现实国情
中国共产党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壮大，中国革命的发展与完成，不能单纯寄希望于外国输出革命和外国的援助。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是被动和消极的，也并非只有苏联革命才具有世界意义，中国革命同样具有世界意义。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在抗日战争阶段，中国共产党“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前途的笃定，来源于他对中国现实国情的深刻把握，这也为他提出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方案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多次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他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中国当时的这种国情，规定了当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以及“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
这种“特殊性”，也衍生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是“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只有正确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才能准确把握党的建设进程。毛泽东指出：“由于这两个基本特点，恰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
因此，推进党的建设，不能把思想局限在书斋阁楼里，不能把目光停留在教科书式的经验里，而应该从中国自身出发，善于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并深刻剖析中国现实国情，主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正如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的：“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在党的建设中，要坚持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从中国自身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现实国情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从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推进党的建设，他将党的建设称之为“伟大的工程”，并提出要把党的建设问题同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联系起来，深入思考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工程”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是指具体的基本建设项目，也指科学和数学的某种应用，通过这一应用，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人力、物力做出高效、可靠且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就广义而言，工程是由一群（个）人为达到某种目的，在一个较长时间周期内进行协作（单独）活动的过程。工程具有时间周期长、工作难度大等特征。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党的建设形容成一项“伟大的工程”，无疑是看到了党的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综合性。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时指出，经过 18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大批干部得到锻炼，日益成为党的中心骨干，中国共产党也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取得了很多成绩。比如，在土地革命战争阶段，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学会了“战争的艺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进行理论创新，推动革命向前发展。毛泽东在肯定这些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在这一整个阶段中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致使党和革命“在一个时期遭受过李立三同志‘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而在另一个时期，又遭受过革命战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
在这里，毛泽东没有把党的建设作为一个孤立的事情来对待，也不是单纯地从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具体内涵方面展开论述，而是从中国革命这样一个较为宏大的视角来着眼。他曾提出，“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正是基于对全局与局部辩证关系的认识，毛泽东认为，推进党的建设这项“伟大的工程”，要放到中国革命的战略全局的高度来统筹。
在毛泽东看来，党的建设包含在中国革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与党的建设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要掌握如何进行党的建设，就要综合把握中国革命的内涵。那么，该如何综合把握呢？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善于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方向，是毛泽东观察和处理问题的重要思维方法。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充分运用战略思维、系统思维来探讨党的建设问题。如果推进党的建设只从具体工作入手，而不从整体上把握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不全面分析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关系，就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
（二）党的组织是“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如何理解把握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呢？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两个“基本武器”，党的组织是“英勇战士”，这一比喻生动展现了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就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来说，毛泽东指出，“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凝聚起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力量；但另一方面，“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所指挥的严重的磨擦斗争在全国进行着，反共之声喧嚣不已”。毛泽东认为，厘清党的建设同它周围事物的关系，才能正确把握革命的方向，在全民族抗战阶段，“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
就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来说，毛泽东指出，“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诞生的，一出生就镌刻着斗争的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开展武装斗争。因此，要把党的建设问题“同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联系起来看” 。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和周围的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要用普遍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毛泽东将这一思维方法运用到分析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问题之中，强调要把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相互联系起来，从整体上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而从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推进党的建设。
毛泽东是如何认识到党的建设要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联系起来的呢？贯穿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呢？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
（一）党的建设离不开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科学分析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充分分析中国革命实际的基础上作出重要论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建设，党的发展、巩固，都离不开对社会各阶级作出正确的科学的分析。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待革命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在强调“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他指出，由于受到民族压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这时，无产阶级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并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具有软弱性，要时刻注意它会发生动摇。而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
正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二重性，毛泽东指出，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党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的可能性的错误；另一方面，要反对忽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方面的原则差别的错误。在他看来，社会阶级状况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形势的变化，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也会发生转变，既要深刻把握各个阶级的属性和本质，也要看到局势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对党的策略适时作出调整。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阶级分析法是毛泽东探索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思维方法。
（二）要坚定无产阶级立场
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不可能有超越阶级的政党存在。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革命的历程，不难发现，立场问题是直接关系革命全局的大问题。全面抗战时期，党内有些人忽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现状，看不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反对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顽固实行“左”倾关门主义。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党内又有一些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认为国民党参加了抗日，就和共产党没有什么区别了。他们采取无原则迁就国民党的政策，反对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他们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力量，盲目信任国民党，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民党，不相信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不敢放手发展自己和人民的抗日革命势力，不敢同国民党制造的反共磨擦作坚决斗争。
这样的妥协退让，实质上是让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使无产阶级彻底丧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来看，“左”和右的错误，都是在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不能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正确把握革命发展的方向。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加入了党。与此同时，“某些地方党部为追求新党员的数目字，便进行所谓发展党的突击运动，集体加入与不经过个别的详细审查的征收党员。因此许多普通抗日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也加入了党。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
这些问题不仅使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受到严重损害，而且让反动分子有了破坏党组织的机会。党内也有少数不坚定分子，经不起革命浪潮的洗礼，在资产阶级的挑拨和各种诱惑下，发生动摇腐化，丧失了阶级立场，以至出现个别领导人脱离党组织的情况，张国焘就是一例。
共产党员如果没有明确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没有正确而纯洁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就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就更不能转化为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因此，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要“巩固党的组织，巩固党的武装力量，并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还坚持底线思维，强调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毛泽东后来也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只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党组织才能始终充满战斗力，才能熟练掌握并运用好对敌斗争的“基本武器”。
《〈共产党人〉发刊词》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对党的建设这一课题进行思考和总结的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进程中形成的宝贵理论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篇重要文献。毛泽东的这篇著作蕴含着深刻的关于党的建设的思维方法，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借鉴、转化、创新和运用，以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领导和根本保障。